一、引言
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远的不说，就在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接连迎来了两件富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习近平同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发来了贺信（以下简称《贺信》）。
《意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重要论断出发，围绕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学科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做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具体部署。
习近平同志在《贺信》中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围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显而易见，《讲话》与《意见》、《贺信》是一脉相承的，其主线索便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说，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路线图已经绘就。接下来，摆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也可以预期，以此为契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将进入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显然是涵盖多个哲学社会科学类学科的统称，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中国特色经济学。认识到经济建设从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内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已经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丰硕的思想源泉，可以认为，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既是一条主线索，也应当成为着力点和着重点。
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当然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共同任务。不过，将这一任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经济所”）的自身特质和历史传承联系起来，又会发现，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之于经济所，具有不同于其他经济研究机构的特殊意义。
这样说，固然有经济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直属的国家级专业研究机构，经济所须担负并履行经济研究的国家队义务等方面因素的考虑，但是，除此之外，更值得提及的是如下一些基本事实：
经济所历来以“老所”“大所”著称，也曾经被称作“天下第一所”。之所以是“老所”，是因为，经济所的历史可追溯至1926年7月创办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7月，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社会调查所。即便从社会调查所组建之日算起，经济所已有将近90年的光阴，且经历了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和社科院三个不同发展时期。在中国经济学界，还没有哪一个经济研究机构有着如此久远的历史。在社科院经济学部，除经济所之外，其他几个研究所历史上都是由经济所这个母体分化出去的。
之所以是“大所”，除了人员编制规模确实较大的意义之外，还是因为，经济所是以学科门类立所的，覆盖并拥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及其项下的若干二级学科，因而它的研究领域相对宽广。在社科院经济学部，除经济所之外的其他研究所，则多以二级学科甚或三级学科立所，没有哪一个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如经济所这般宽广。而且，在中国经济学界，经济所又以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史研究见长，以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为主攻方向，还没有哪一个经济研究机构如经济所这般汇集了如此众多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学科及其研究人才。
之所以被称作“天下第一所”，是因为，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是以经济所的研究为中心的。作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中心，经济所不仅涌现过一大批引领中国经济学方向的大家和名家，而且，也贡献过一大批对中国经济学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正是由于几代经济所人的坚持和坚守，才打下了今天经济所的学术研究基础，也才有了今天经济所的学术文化传承。
作为经济所人，每当说起经济所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无自豪地讲，一部经济所史，就是一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经济所人以经济研究成果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历史。
做这样的盘点，当然不是感受荣耀，更重要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历史赋予我们的时代重任，作为老所，当然要焕发青春。作为大所，当须履行使命。作为曾经的天下第一所，更应率先投身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这一宏伟事业。换言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是经济所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天职所在。
“打铁先得自身硬”。承载如此重要的历史任务，牵涉到经济所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评价等一系列工作的安排和调整，从而对经济所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抓住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使经济所的各方面工作跃上一个新台阶，以进一步办好经济所的努力推进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进程，无疑是每一个经济所人需要认真思考、慎重抉择且躲不过、绕不开的重要课题。
这也意味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之于经济所，不仅是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的调整与布局，而且包括
治所理念、治所思想、治所战略的调整与布局。因而，在我们看来，这实际上是研究层面和自身建设层面的双重探索。
二、如何看待和认识经济所的现状
（一）“下行”是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
很难确切地说开始于何时，在经济所内部也好，在经济所外部也罢，每当聊起经济所的现状，经常听到的一种议论是，今日的经济所难以同往日的经济所相提并论。每当说到其中的缘由，经常听到的一种解释便是，今日的经济所已经不再拥有往日经济所曾经拥有的种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当论及未来的走向，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是，今日的经济所既不可能再现往日的辉煌，也难以摆脱一直以来的下行态势。
如此的议论、解释和说法听得多了，时间久了，便不免会滋生一种心态：今日经济所的影响力大不相同于以往，是可以被接受的。其影响力的滑坡，亦是可以被谅解的。这样一种心态的弥漫，不仅对于作为经济所人的我们自己，而且对于外界的同行，甚至包括虽耕耘于其他领域但对经济研究有需求或略知一二的人们，其所产生的效应可想而知。
我们当然要承认，往日经济所的辉煌，确实同处于计划经济或者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一股独大”的特殊体制机制环境直接相关。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跻身于经济研究领域，“一股独大”演变为“群雄逐鹿”，不少传统优势逐渐丧失，在十分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相对于往日的辉煌，今日经济所的“下行”也确实是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
（二）“下行”终归要“触底”
不过，细究起来，这里论及的所谓“下行”事实，应是有特定参照系的——相对于往日特殊体制机制环境下所具有的特殊优势，而绝非意味着持续性的、沿着下行的通道一路走下去。我们是搞经济研究的，恰如我们在分析经济下行态势时总要不断追问是否或何时触底一样，在分析经济所的现状时，也应追问一句话：今日经济所相对于往日的“下行”，是否已经到了该“触底”的时候？
老所长赵人伟同志（1989）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在新形势下办好经济研究所的设想》的讲话稿。只要读过这篇讲话稿就会发现，即便放在今天，或者当我们今天来论证经济所现状的时候，其中的许多内容都不过时。比如，他在讨论当时经济所面临的外部挑战特别是来自众多经济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竞争的时候，便指出了经济所不再“一股独大”、不再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影响力已经呈现滑坡之势。
注意到这篇讲话稿发表于28年之前，如果说经济所相对于往日的“下行”至少始自1989年，那么，在28年之后的今天，在亲历了28年之久的“下行”过程之后，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都不能不提出“触底”的问题。
触底意味着什么？触底意味着有可能反弹，起码意味着不再进一步下行。有下行就必有触底，触底了就有可能反弹，这既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也同样适用于经济所现状的分析。
不妨回过头来审视一下28年以来经济所走过的基本轨迹。
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多年，对高等院校的情况比较熟悉。在我的印象中，最严峻的挑战发生在1998年。那一年，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国家启动了对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特殊支持计划。巨额的财政经费注入，不仅一下子拉大了这两所学校教师与社科院研究人员的收入差距和其他方面待遇，而且也带动了其他高等院校以自身（创收）收入增加教师收入、提高教师待遇的浪潮。于是，一时间，“人往钱（多）处走”，在各个高等院校之间人员大规模流动的同时，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不少社科院研究人员流向高等院校。
但是，从那以后，作为市场化改革趋于深化的重要成果，尽管社科院与高等院校之间在收入和其他物质条件方面的距离仍旧存在，但毕竟已经大大缩小。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实施，社科院研究人员的收入水平、科研经费保障以及其他物质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与此同时，在招生规模趋于稳定、公平公正等一系列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日渐彰显的情势下，高等院校所能享受的特殊优惠也在逐步回归正常轨道。可以注意到，当下正在高等院校兴起的所谓“双一流”建设，虽仍旧主要表现为人才的争夺战，但相对于以往，争夺战的“热度”已经降低。
因而，以今日经济所置身的环境而论，尽管各方面挑战仍在，但其严峻性并不比我们曾经经历的程度来的大。换言之，该来的早就来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所的“下行”理应到了“触底”之时。
（三）应当同时讲两句话
其实，平心而论，经济所相对于往日的“下行”，在理论上可归结为因竞争对手增加、竞争程度加大而带来的市场份额减少。这显然并非经济所一家独自面对的情势，而是一个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
还应当看到，尽管根植于特殊体制机制环境的各方面条件不似以往，经济所还是仍旧拥有一些特殊优势的。比如，国家级的专业研究机构、地处全国的政治中心、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等等，这些都是其他经济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所欠缺或不如我们的地方。当然，与此相关，一直以来我们也有一个久治未愈的软肋，那就是与垄断地位相伴而生的竞争性不足。不仅同其他经济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之间事实上存在的竞争未能形成足够的压力和推力，而且，也未能在内部真正建构起你追我赶、彼此竞争的体制机制。对于这些与体制机制绑在一起的特殊的优势和劣势，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而应扬长避短。
所以，论及经济所的现状，应当同时讲两句话。一句话是，时过境迁，特殊的体制机制环境一去不复返，今日的经济所确实不可能再现往日的那般辉煌。另一句话是，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经济所已经到了有可能触底反弹的时候。显而易见，同时讲两句话，比单纯讲一句话更全面，更客观，更符合实际。只有同时坚持两个方面的判断，才能清晰地认识到我们身上的责任，才会恰当地把握好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也才能真正找到我们努力的方向。
（四）全面而客观地看待、认识经济所
“触底”问题的提出，实质揭示了我们对于经济所现状的基本判断。它提醒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而客观地看待经济所，认识经济所，非常之重要。我们应当全面地调整心态、理念、思想和战略，把握好经济所面临的机遇，应对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以进一步做好经济所工作的努力，积极地引领经济所向着更高层次的境界前行。这既是老一代经济所人寄予的厚望，也是我们这一代经济所人应有的交代。
这启示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经济所人都不应心安理得地接受“下行”态势延续。否则，那就不能归结于客观原因，而系主观原因。那也不能从其他方面去找原因，而纯系我们自身的努力不够。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以目前经济所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水平作为起跑线，进一步有所努力，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有所收获。在此基础上，力争进一步提升经济所的学术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
结论1：以“触底”论评估经济所现状，可能是全面而客观的看待、认识经济所，从而寻找作为空间的适当选择。
三、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学科建设
（一）治所如同老百姓过日子
研究所的工作，虽然千头万绪，但说起来也就是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科学研究，这属于我们的日常性工作。另外一条主线是学科建设，可以归之为我们的基础性工作。
实际上，这两项工作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各有各的功能定位。这就好像老百姓过日子，用每个月的收入满足吃穿用度等方面的需求，就是日常性生活。用积攒下来的余钱添置或更新家具、家用电器以及其他耐用消费品，就是家庭基本建设。日常性生活和家庭基本建设显然并行不悖，均属于过日子的基本功。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的母亲，常被邻居们夸奖为会过日子。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她每年的2月份，都会用全家六口人因减少了两天吃喝嚼用而省下的钱添置两床被褥。显然，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会过日子的标准，就是不但要保证吃穿用度正常持续，而且还要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积累家当。
治所与过日子同理。我们在从事日常运转——通过科学研究，完成上级指定或交办的任务以及自己选择的课题，产出研究成果——的同时，应当也必须积累下一些家当——通过学科建设，夯实或垫高研究所进一步发展的事业基础。决不能因埋头或止步于日常运转，而忽略或看漏了家当积累。换言之，脱出日常性工作的视野局限而伸展到基础性工作层面，坚持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并重，日常运转与家当积累兼容，方为真正意义上的治所之道。
（二）学科建设是研究所的基础和支柱
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借用军事的语言，说到底就是四个字：排兵布阵——确定主攻方向并为此配置资源。具体而言，我们应该并且能够研究什么？我们在哪些领域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哪些是我们的优势学科？哪些又是我们的重点学科？哪些可归入目前虽处于弱势但从长远看应优先发展的学科？以怎样的学科布局才能在整体上凸显研究所的核心竞争力？这些问题的提出并解决，即是布阵。紧接着，如此的学科布局需配置怎样的资源？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学科带头人？将什么样的人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去？基于形成合理梯队的考虑还需调入或培养什么样的人？以怎样的梯队结构才能在整体上实现研究所的发展目标，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并解决，即是排兵。
所以，把研究所的学科布局视作应当占领并且守住的阵地，据此配置好适合攻占以及能够守住阵地的人，就是学科建设，就是学科建设中最需提出并解决的问题。
注意到学科建设直接关注的问题是学科布局和学科梯队，在研究所工作的总棋局中，这无疑是最具基础和支撑意义的一项。且不说科研课题的选择总要立足于学科布局和学科梯队，科研活动的组织总要围绕学科布局和学科梯队来展开。即便是作为科学研究结果的科研成果的水平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亦决定于学科布局和学科梯队的状况，而且需通过学科布局和学科梯队的调整加以改善和提升。换言之，学科建设是研究所安身立命的根本。
结论2：学科建设是研究所的基础和支柱。办好经济所，首先要从根本上确立学科建设在治所工作中的基础和支柱地位。
（三）成就和培养人才是学科建设的重心所在
进一步分析，排兵的目的是布阵，布阵终归要落实于排兵、通过排兵去实现，这意味着，人才配置实质是学科建设的重心。常识也告诉我们，一个研究所的实力怎样？影响力有多大？往往决定于其旗下学科带头人和学科梯队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有什么样的学科带头人和学科梯队，就有什么样的学科布局和科研成果，也就在学术和决策领域拥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同样是如此。
这昭示我们，尽管研究所拥有着包括人财物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资源，但从根本上说来，以学科带头人和学科梯队为代表的人才，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最牵动人心的。引申一步说，人才既是研究所的核心资产和本钱所在，更是研究所富有实力的基本标识。正因为如此，对于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而言，第一位的工作理应是成就和培养人才。抓住了人才配置，便抓住了研究所工作的核心内容。成就和培养了人才，也就保值和增值了研究所的核心资产，夯实了研究所的实力基础。
若将学科建设喻作资产积累，科学研究喻作产品生产，那么，学科建设直接成就的是人才，科学研究直接成就的是成果。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人才配置与科研成果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而言，两者显然并非是等价的。相对于科学研究，以人才配置为主线索的学科建设是治所工作的重心所在。这是我们必须牢固确立并始终坚守的治所理念。
抛开成果总要在依托于人才、在学科建设的基础上产出之类的道理姑且不谈，以往的治所工作经历一再告诉我们，在任何需要举证成果的场合，如重大科研项目的申报和评审，成果总要与其作者同时提及——是谁的成果或谁取得的成果？在任何需要举证研究所实力的场合，如优势学科或重点学科的申报和评审，已经产出的成果固然重要，但人们更看重的是可以持续产出的成果。支撑后者的基础，当然是可以持续产出成果的人才。
常识告诉我们，成果往往是随其作者走的。当某一学科带头人或学科骨干从某一学术机构调入另一学术机构之后，他所带走的绝非是其此后可能产出的成果。除了流量之外，其名下的存量——在此之前他所产出的成果，也会一并转出，随其纳入于新的供职机构成果清单，成为其新的供职机构举证实力的依据。
这样说，绝非意味着成果不重要。恰恰相反，对于研究所的建设与发展而言，成果与人才都很重要。但是，成果终归是产品层面意义上的重要，人才则是资产层面意义上的重要。产品与资产相比，后者的分量自然大于前者。
结论3：人才最重要，人才比成果更重要。办好经济所，最重要的就是成就和培养人才。
（四）经济所亟待“压舱石”
学科建设之于经济所，人才配置之于经济所，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压舱石”的成就和培养。这里所说的“压舱石”，指的是富有影响力的人才和富有影响力的学科。
从历史上看，经济所曾经有过的辉煌也好，曾经作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历也罢，固然系多方面的因素所促成，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拥有一批富有影响力的大家、名家以及由这些大家、名家所领衔的富有影响力的学科。在今天，经济所的建设与发展，固然要从多方面着眼和努力，但从根本上说来，还是要以大家、名家的成就和培养为主线，依托于富有影响力的人才和富有影响力的学科。这就好比一台戏中的演员，总要有主角、配角以及跑龙套的之分。主角难觅，配角次之，跑龙套的好找。其中，最为关键的事情，是找到并确定适合扮演主角的人。只要主角有足够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这台戏便唱成了，也就有票房价值了。
学科建设中的“主角”就是学科带头人。只要有了学科带头人，学科梯队的搭建也好，学科布局的实现也罢，往往都可迎刃而解。更进一步说，学科带头人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整个学科梯队的水平，学科带头人在本学科领域所处的影响力位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学科梯队在本学科领域的位次。因而，富有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是成就富有影响力的学科的前提条件。这是被历史与现实的经历一再证实过了的。远的不说，单讲近一个时期高等院校围绕“双一流”建设而展开的人才争夺战，所争夺的对象或说是能够成为被争夺对象的，就是具有充当学科带头人条件或潜质的人才。
立足于经济所的现状，可以看到，这些年来，一方面，随着体制机制环境的变化，我们流失了一些学科带头人。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学科带头人又到了集中退休的年龄。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叠加在一起，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亟待充实学科带头人队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亟待充实由大家、名家领衔的学科梯队。
（五）关键在于成就和培养学科带头人
学科带头人，当然不能“矬子里拔将军”，其门槛首先应当是富有影响力的学者。
多年的教学与科研实践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富有影响力的学者，至少应同时具备四个条件：其一，经过完整而系统的经济学基础训练，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专业素养，确实是学有专长且擅长于经济分析的行家里手。其二，对本学科或本专业以及相关领域的问题高度敏感，善于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中一下子捕捉到其最实质的线索，具备抓住整个讨论中间最关键环节的智慧穿刺力。其三，在本学科或本专业领域有长期蹲守、持续跟踪的经历，可清晰把握本学科或本专业领域各种问题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既知道它们的今天，也知道它们的昨天、甚至前天，从而能够在一个相对长远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定位和研究问题。其四，在本学科或本专业领域富有广阔的人脉基础，既熟悉耕耘于本学科或本专业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也为耕耘于本学科或本专业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所认可和接纳，从而能够跳出文献和数据的局限，在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上从事高起点、深层次、广视角的研究。
显然，成就和培养这样的学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自身的潜质之外，也需要条件和时间。
关键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学者，特别是作为经济所人的学者，要有为人民做学问的担当和成长为学术大家、学术名家的志向。只有立下了这样的志向并且清晰地意识到肩负的使命，有意识地训练自己，不断地向其逼近，才有可能一步步提升影响力，最终成长为大家和名家。
更关键的问题是，筑巢才能引凤。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特别是作为经济研究的国家队且有着久远历史和深厚学术积淀的经济所，要着力于打造和净化学术环境和学术土壤，让经济所真正成为做学问的好地方、学术报国的好去处。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构建起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吸引和积聚人才、有利于成就和培养大家和名家的体制机制。在《意见》中的提法，就是“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
结论4：学科带头人以及由其领衔的学科是研究所的“压舱石”。办好经济所，关键在于成就和培养学科带头人。
（六）坚守并弘扬“学术本位、人才中心”
应当说，经济所历来以做学问的好地方所著称。在历史上，经济所的旗下之所以能够积聚起那么多的优秀学者，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优秀学者投身于经济所、潜心在经济所的平台上做学问，说到底，他们所看重的正是经济所的学术生态。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种良好的学术生态坚守下去并发扬光大。
那么，经济所良好学术生态的核心和灵魂是什么？
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诠释。但是，从经济所的历史传承、前辈经济所人寄予的厚望以及年轻一代经济所人表达的愿景中，可以认定，处于第一层级的，可归结为八个字“学术本位、人才中心”。
所谓学术本位，显然是由“金本位”演化而来。其要义在于，在各种可用于考评业绩和水平的标准或尺度中，要以学术作为本位标准和本位尺度。具体说，就是以学术贡献作为考评业绩的基本标准，以学术水平作为考评人才的基本尺度。
所谓人才中心，其要义在于，在可纳入视野的各项工作线索中，要以人才建设为第一要务，着力于成就和培养人才。换言之，人才是研究所工作的中心线索，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人才建设来进行。
仔细思量，之所以以学术为本位、以人才为中心，当然与研究所的定位及其中心工作直接相关。其实，不论正式确认与否，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在行内、业内通行的评价标准和中心线索。我记得，当年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工友们最尊重的是生产能手，定期评选的是生产标兵。之所以尊重生产能手、评选生产标兵而非其他别的什么，无非是因为企业追求的是盈利，其中心工作是生产。
同样的道理，经济所是科学研究机构，中心工作是科学研究，自然要以学术立所，将学术作为经济所的本位。对于经济所人的评价，自然要以其学术贡献和学术水平作为基本标准或尺度。对于经济所工作棋局的部署，自然要将人才建设放在中心位置，并围绕这个中心线索布局其他方面的工作。
它启示我们，经济所之所以被人们视为做学问的好地方，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经济所是以学术立所的。在这里，学术至上，学术为重，不仅是一种核心价值理念，而且是一种共同追求。因而，以学术为本位，以学术来论英雄，理应作为经济所的“传家宝”坚守下来。
它还启示我们，经济所之所以能够成为吸引人才的好地方，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经济所人是以学术立身的。在这里，崇尚学术，尊重人才，不仅是一种文化，而且能够得到最实在的体现。因而，以人才为中心，让真正的人才在经济所能够得到最好的尊重，也理应作为经济所的“传家宝”坚守下来。
进一步说，坚守并弘扬经济所的良好学术生态，根本之举是把学术为本、人才为重落到实处，并且，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一步将其体制化、机制化。为此，待条件成熟时，通过制订经济所章程，将学术本位、人才中心及其相关内容写入章程，从而形成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结论5：建立在“学术本位、人才中心”基础上的良好学术生态，既是经济所的“传家宝”，也是经济所赖以吸引人才、成就和培养人才的基本支撑。
（七）以“三大板块”主线索为“牛鼻子”
以学科带头人为代表的各类人才的成就和培养，当然要与学科布局结合起来并最终落实于学科布局。其中，关键在于找到并确定适当的抓手。
从总体上看，经济所的学科建设可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级：第一层级，现有的10个研究室①，涵盖了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微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现代经济史、经济史等11个学科或专业。第二层级，按大类分，这11个学科或专业可归并为“两学两史”——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第三层级，依主线索做进一步归类，则上述“两学两史”又可概括为三大板块：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线索的理论经济学研究、以宏观经济学为主线索的应用经济学研究以及主要服务于以史鉴今目标的经济史学研究。
经济所的学科建设，当然要区别于不同层级而有不同的思路。但是，对接《意见》关于学科定位的表述，注意到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分别属于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和对文明传承有重大影响的学科，着眼于牵“牛鼻子”的需要，在经济所，学科建设似可以由上述三个主线索入手，由此牵引、带动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整个经济所的学科建设。
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无疑是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是因为，当今中国对于经济理论研究的需求，集中体现为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需求。而且也因为，就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状看，政治经济学研究事实上尚属于薄弱地带，其支撑作用亟待着力加强。除此之外，还是因为，在经济所的发展史上，政治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是传统优势学科，无论对于共和国建设还是对于改革开放事业，都曾做出过重要贡献。有鉴于上述种种，政治经济学当然要摆在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核心位置，从各方面优先予以保障。
宏观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显然要成为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心所在。这不仅是因为，宏观经济分析一直是经济所的强势学科，也是经济所具有的决策影响力的主要标志，保持并强化这种影响力对于经济所至关重要。而且也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基调，宏观经济政策正在经历重大调整，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也亟待与时俱进，建构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势在必行。
经济史学，在中国经济学领域，一直以来都是经济所独特的传统优势学科。其覆盖的学科范围之广、专业之多，都是其他经济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难以企及的。注意到经济史学对于文明传承的重大影响，尤其注意到全面梳理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以及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对于当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意义，经济所的经济史学学科建设不仅亟待加强，而且亟待以服务于以史鉴今为主要目标，立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需要而进行整合。其中，跳出史学的视野局限深入于实践，不就史学论史学，不就经济史研究论经济史研究，围绕“发挥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的思想库作用”（习近平，2017）这一中心任务而布局经济史学领域的相关学科建设，是经济史学学科建设的方向所在。
结论6：以政治经济学带理论经济学，以宏观经济学带应用经济学，以服务于以史鉴今目标而布局经济史学，可以成为经济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科建设工作的“路线图”。
四、抓好科学研究工作布局：学术和智库研究并重
（一）锁定于出有用、能用、管用的成果
科学研究是我们的日常性工作。因为，说到底，我们就是做经济科学研究工作的。将科学研究视作一种产品生产过程，其目标就是出成果。
不过，这里所说的出成果，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写了或发表了多少东西，而是指要出有用、能用、管用的高质量成果。
当前不断释放出的党和国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强烈需求，实际上折射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供给同需求之间不相匹配的现实。换言之，表面上是需求问题，实际上是供给问题。事情表现在需求一侧，其深刻的根源则存在于供给之中。这是需要认真总结的。
按理说，这些年，我们开的各种研讨会不能算少，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不能算少，呈交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也不可谓不多，但就是同党和国家的需求之间存有距离。看起来，问题不在量而在质，不在规模而在结构，说到底是货不对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要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研究领域尤应如此。
改革的方向，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格局——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着力提升供给质量。就此而言，经济所的科学研究工作有着不小的作为空间。
结论7：出有用、能用、管用的高质量成果，才是科学研究的目标所在。当前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着力优化经济所的科研资源配置格局。
（二）“殿堂与智库共居一所”是经济所的一大优势
与其他经济研究机构的情形可能有所不同，在经济所，科学研究工作是循着两条线索进行的：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是论文、专著等。另一是异军突起且日趋重要的智库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是研究报告、对策建议等。相应的，前一类成果往往被称作学术成果，后一类成果则被称作智库成果。也就是说，经济所要同时产出学术成果和智库成果。
如此格局的形成，同经济所的功能定位和学科布局直接相关。就功能定位而言，按照社科院的三个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党和国家的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经济所的科学研究要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同时兼容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就学科布局而言，建构在“两学两史”基础上的以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史学为主线索的三个学科板块，恰好同时形成了对于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的三个支撑点。换言之，“殿堂与智库共居一所”是经济所科学研究工作的一大特点。
问题是该如何看待这一特点？
可以认为，这实是经济所的一大优势。首先，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在“致用”这一目标上，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是一样的。两者之间的区别，仅在于距离实践的远近。其次，瞄准于“致用”，经济研究成果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这又恰好构成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的合力点。再次，党和国家对于经济研究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既有理论层面的需求，也有应用层面的需求，还有基于以史鉴今目的的需求。这些不同层次的需求，往往交融在一起，很难在学术研究或智库研究之间作明确划分。经济所的“殿堂和智库共居一所”特点，恰好易于形成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互相补充、携手共进的格局。
更进一步看，注意到经济学的“致用”性质，如果将其比作一个金字塔，那么，智库研究和学术研究便分别居于塔尖地带和基座部位。从基座到塔尖，以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为智库研究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智库研究成果，这可能是经济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库研究是经济研究的最高境界，学术研究则构成经济研究的坚实基础。
换一个角度观察，也会得到大致类似的判断。学者的成长，往往从写学术论文做起。待写了多篇论文、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便开始写专著。后来，又会在专著的基础上将其中能形成共识或公理的东西写进教材。再后来，便要指点江山——对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写政策分析、研究报告之类的东西了。所以，就学者的学术人生论，其最高的发展阶段，也是智库研究。一路支撑其一步步走到最高发展阶段的，无疑是学术研究。换句话说，智库研究是学术人生的最高阶段。
花了这么浓重的笔墨论证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之间的关系，无非是要强调一点，在科学研究工作布局中，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系彼此依存、互为支撑的统一体。尽管基于分工的目的可以作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的大致区分，但切忌将两者视作两张皮，更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在重视一个方面的同时轻视或忽略了另一个方面。
这样说，当然是有所指的。经济所历来以经济理论研究见长，理论研究又常常被等同于学术研究。相对而言，在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这架天平上，我们投入于前者的精力和气力、配置给前者的资源往往多于后者。科学研究的现实感不够强，不善于撰写对策建议、政策分析之类的智库成果，这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大背景下，立足于经济所“殿堂与智库共居一所”的科学研究布局优势，这种格局理应有所改变。可以说，把智库研究和学术研究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像重视学术研究那样重视智库研究，是我们的一个历史选择。
当然，这里所说的并重，是就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研究布局而言的，并非指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要同时做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比如，在一个学科范围内，可以实行不同研究人员的适当分工——有人专注于学术研究，有人专注于智库研究。还如，就一个特定的研究人员来说，可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实行适当分离——在某一个阶段专注于研究学术问题，另一个阶段专注于研究智库问题。
结论8：“殿堂与智库共居一所”是经济所的一大优势。经济所可以也应当形成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并重且互为依托、相互支撑的科学研究工作布局。
（三）学术研究也须讲究“致用”
作为科学研究工作的一翼，前面说过，在追求“致用”这一目标问题上，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并无什么不同。只不过，相对于智库研究距离实践较近，偏重于提出政策建议、解决实际问题而言，学术研究距离实践较远，更关注发展学理、观点和理念（李扬，2014），强调的是对于实践的基础和支撑作用。也就是说，学术研究也要以出有用、能用、管用的高质量成果为目标。
具体而言，首先，认识到不仅现实问题研究而且理论问题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需求，都是为了“致用”，经济理论研究理应围绕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而展开。不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一般理论研究，课题的立项、研究力量的配置、研究过程的组织，以及阶段性和最终成果的提炼和形成，都要紧盯需求，都不能脱离满足党和国家对于经济理论研究的需求这一最重要的着眼点。
第二，聚焦于满足需求，意味着理论研究不能为理论而理论，在理论推导的层面兜圈子，而须跳出理论分析的局限伸展至实践层面。既要在实践中发现、筛选理论问题，又要在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的过程中研究理论问题、解决理论问题。故而，理论研究也要坚持问题导向，也要有现实感和方向感。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所表达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换言之，盯住问题，学术研究也要有智库研究的思维。在某种意义上，理论问题的研究也要当作现实问题来做。
第三，对当前党和国家亟待解决的、最为关注的经济领域问题清单做一番梳理之后，就会发现，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之间，天平是向理论问题一方倾斜的。盘点一下当前困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难题，也会发现，如此多的障碍之所以迄今未能真正跨越，如此重要的共识之所以迄今未能达成，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于相关的理论问题没有说清楚，或者说，对于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阐释尚未达到让国人听明白的地步。说到底，还是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的供给不到位。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已经到了需要提供强有力理论支撑的时候，并且认识到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已经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们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在经济所科学研究工作的布局中，向经济理论问题研究倾斜、把经济理论问题研究当作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索、主渠道和重心所在抓紧抓好，理应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结论9：以满足需求为最终目标，学术研究须围绕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而展开。与此相适应，以问题为导向，着力于增加和优化理论研究成果的供给，是经济所科学研究工作布局的方向所在。
（四）智库研究须立足于理论支撑
对于智库研究和智库建设，经过了为期几年的探索，我们确有很多的话可以说。在其中，体会最深且最亟待指出的一点，就是智库研究必须立足于理论支撑。
这一判断有其特殊的现实背景。在当前的中国，智库热或说办智库热，以致泥沙俱下，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突出现象。不知智库为何物，将智库研究简单等同于出点子、上奏折者，恐不在少数。经济所的智库研究，当然不能在这样的认识层面上前行。
首先要注意到，智库有其特殊的运行规律。其主要的功能是围绕情况、事件和问题提出系统化的、有坚实的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的政策建议和战略建议。这意味着，一事一议、就问题说问题以及呈零敲碎打状的研究，绝非智库之举。这同时意味着，智库研究要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只有以坚实的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掌握详实可靠的数据和资料，了解历史，善于融会贯通，才可能提供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理论厚度、有穿透力的政策建议和战略建议（高培勇，2016）。
其次要注意的是，作为智库研究成果的政策建议和战略建议，必须是建设性的。既不能满足于发现问题，也不能止步于批判现实，而要在发现问题、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这意味着，简单地摆出问题或提出批评性意见，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智库研究成果，至少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智库研究成果。这同时意味着，越是智库研究，就越是需要系统性分析。越是系统性分析，就越是需要学术积淀，越是需要理论支撑。不知学术为何物者，无疑做不了或做不好智库研究。离开了理论支撑，勉强拼凑起来的所谓智库成果，也会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根基。
再次，还要注意到，与学术成果有所不同，智库成果的性质系“人命关天”——一旦进入决策并付诸实施，便会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全局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产生影响，甚至是十分重大的影响。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意味着，智库研究成果，无论是政策分析类的，还是战略建议类的，都必须经过全面而系统的论证，都必须经历严格而充分的调查研究过程。它还意味着，鉴于智库成果有可能与决策及实施零距离，所有智库类课题和所有智库类的分析以及政策建议，都必须重实情，立足于一线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对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检验。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须臾不可分离，智库研究成果必须以坚实的理论支撑为基础。
以经济所的自身特质与学术传承同智库研究所需要的理论支撑相对接，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经济所在为智库研究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上具有比较优势。
结论10：智库研究也须有理论思维，智库成果理应有理论支撑。夯实现实问题分析的理论根基，在寻求理论支撑中形成智库成果，既是经济所的学科优势所在，也是经济所布局智库研究的必由之路。
（五）以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为“牛鼻子”
注意到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恰好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两大支撑体，在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并重的科学研究工作布局中，其实存在着一个可具有“牛鼻子”作用的抓手——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牵好这个“牛鼻子”，不仅可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之效，而且可带动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的深层次全面推进，进而形成“抓一体，带两翼”的经济所科学研究工作新格局。所以，在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以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牵引、带动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不失为一个适当选择。
举凡理论体系的构建，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够的构件。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显然要从其基础性工作——框架和构件的确立——开始。
抛开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须遵从经济学学术规范之类的问题暂且不论，首先应当认识到的一点是，所谓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特色”二字，其最根本的要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特色不仅体现在经济学所应体现的重大原则上，还须体现在纳入经济学研究视野的议题清单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就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和挖掘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议题，让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层面关注的实际问题相合拍。以此为基础，提出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成果，实现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良性互动。习近平同志（2016）讲过，“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故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第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
其次，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对于实践的总结是其最基本的来源。就此而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已经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经济学只能扎根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从常识来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之所以是成功的，一定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这些做对了的东西，当然是从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难以找到的，也不可能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来的，而只能从中国的实践中来，只能在扎根于中国国情土壤的基础上产生。把实践中做对了的东西总结出来，本身就是理论创新，就是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习近平同志（2016）也讲过，“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规律”。
故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第二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好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讲好中国经济的故事。
再次，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成果最终要凝练于客观规律的提炼和理论体系的形成。这意味着，只有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才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特色之所在，也才能对世界经济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毫无疑问，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的背后，隐含着中国经济学界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贡献，只不过我们在过去总结、提炼得不够好。当然，这些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观点、主张、理念、思路等，主要是从中国经济实践中、立足于中国经济的土壤得出的，是循着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大一样的研究范式而生成的，但它们是“接地气”的，是有用、能用、管用的，实践也可证明是做对了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研究阐释，从而做出创新性的理论概括，既是摆在中国经济学界面前的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重要课题，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一条必由之路。习近平（2016）指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故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第三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在深入研究和认真分析中国各种经济现象背后总逻辑的基础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做到并做好上述这一切工作，不仅可以极大推动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进程，而且有助于极大增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甚至可以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产生借鉴和指导作用。以此为基础，经济所的科学研究工作也会跃上一个大台阶。
结论11：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与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系“一体两翼”的关系。从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各项基础性工作入手，全面推进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可成为经济所布局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路径。
五、亟待确立的几个意识
常识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机构的整体行为目标，只有在其成员围绕若干重大问题达成共识的前提下方能实现。对于经济所而言，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科学研究，抑或是整体工作布局，凝聚共识非常重要。
作为凝聚共识的第一步，我们亟待确立如下几个方面的意识：
（一）使命意识
也可称担当意识。我们是做学问的，同各行各业一样，做学问的人有必须履行好的使命，也有必须担当起的责任。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做学问。
这也是习近平同志（2017）在《贺信》中提出的要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为人民做学问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实实在在内容的。其中，最实在的一条，就是不要将做学问仅仅理解为个人偏好或个人兴趣，更不能将做学问当作个人的私事，而要将做学问与做学问的经费来源对接起来，从而将做学问视作一项同党和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业。
中国有一句古话，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句话虽然俗，但道理极其深刻。在现行体制下，我们用于做学问的几乎所有经费，也包括我们的工资薪金，来自于财政支出。花在财政支出上的每一分钱，又系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所支撑。这一并不复杂的逻辑链条告诉我们，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我们做学问的行为。既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得为纳税人做事，做于纳税人有益的事，让纳税人的钱花得物有所值。一句话，做学问必须立足于人民利益，立足于提供关系人民利益的研究成果。
具体到经济所人，作为国家级的经济研究机构，在为人民做学问的大前提下，我们应当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经济决策为己任，着力研究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最为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一句话，提供全国性的、牵动全国人民利益的经济研究成果，是我们的天然使命、责任担当。
（二）职业意识
作为工作在经济研究机构的经济所人，从根本上说来，我们属于经济研究领域的从业者。做学术研究也好，做智库研究也罢，都是一份工作，而非业余爱好，都系我们的分内之事，而非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的闲事。换言之，我们必须具有职业意识。
这意味着，作为经济研究领域的从业者，必须具有与该领域相匹配的职业素养。在我看来，这种职业素养至少包括以下内容：要成为训练有素、功底扎实且擅长经济专业分析的行家里手，而非漫谈者或票友；要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经济分析成果，而非既不能证实或又不能证伪的天马行空之作；要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负起终身保质责任，而非看风向、追潮流、赶时髦，难以经受历史和时间考验。
（三）产品意识
我们习惯于把自己完成的论文、专著、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等作品，称作成果。然而，换一种思维，将其放在市场供求平衡的意义层面并以经济学的语言加以表述，就会发现，与其称之为成果，不如称之为产品。换言之，我们应当具有产品意识。
将经济研究成果视作产品，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作为产品提供的经济研究成果，应当是有用、能用、管用的。我们不能做无用之功；作为产品的提供者，我们对于自己完成的经济研究成果既负有售后服务责任——跟踪经济研究成果使用的全过程，适时予以修正，又须担起终身保质责任——对经济研究成果的质量负责到底；以有用、能用、管用为标准，我们所完成的经济研究成果，必须立足于自身的专长，既系专家所产出之产品——非跨出自身专业领域之作，又系专家所产出之拳头产品——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作；酒好也怕巷子深，对于作为产品的经济研究成果，我们也须有一个宣传过程——将产品送达它需要送达的地方和人手中。
（四）影响力意识
如同企业、商人追求利润极大化一样，以服务于党和国家决策为己任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做学问为职业的学者，也应有统领自身行为的目标规范。注意到科学研究机构和学者的行为轨道不同于商人和企业，再注意到经济所的定位和经济所人的特质，可以认为，作为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的行为目标，就是影响力最大化。换言之，我们必须具有影响力意识。
影响力极大化这一行为目标，至少包括如下几层意义：影响力的大小如同积累下的资产，它是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的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之所在；对于经济所和经济所人而言，影响力的大小如同一般等价物，它是衡量经济所建设和经济所人成长的标志性成果之所在；影响力大小的判断可以有相关参照系，如在党和国家重大经济决策中的参与程度，在相关学术团体中的任职，在本学科领域重要或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和话语权，学术成果发表的刊物档次，在重要论坛上发表的演讲位次，科学研究所能调动的资源等；作为治所的一个重要战略，应着力于成就富有影响力的学科和富有影响力的学者，将影响力意识贯穿至经济所工作的各个环节和所有层面。
结论12：为了实现作为科学研究机构的整体行为目标，经济所很有必要在确立使命意识、职业意识、产品意识和影响力意识的基础上，凝聚共识。